引 言
陈志雄教授是广东省名中医,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第一批中医优秀人才,国家“千百十人才工程”培养对象。广州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血瘀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中老年保健专业委员会全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教授祖籍广东化州,为土生土长之岭南人,生于斯而学成于斯。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奋治学,笔耕不辍,博览群书,造诣颇深。他长期心系岭南患者疾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致力于岭南血证研究,曾荣获多项国家级及省级科技成果奖。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陈志雄教授对岭南血证辨治有丰富的经验。现将自己所学所得总结归纳,试对陈志雄教授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做出初步总结,以利以后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发扬光大。
第一部分 学术思想研究
陈志雄教授出生于岭南书香世家,从小接受了崇德好学的岭南粤西文化的熏陶,勤奋好学,成绩优异。陈老师天资聪颖,自小手不释卷。高考恢复后,因亲身经历和目睹了中医药在医疗保健中所起的重大作用,遂立志投身中医药事业。1977年以第一志愿录取广州中医学院五年制本科医疗专业。本科学习期间,他潜心岐黄之术,研读经典,扎根临床。1982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岭南血证名家丘和明教授的研究生,主修血证的中医药研究。研究生毕业后,陈志雄历任广州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教授、教授、博士导师,二内科主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在漫长的三十年中,他始终坚持读书学习,认真研读中医古籍,并临证研磨,奠定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并在血证领域不断创新,逐渐成为中医血证领域的领军者。陈志雄教授坚持阅览期刊,注重追踪本专业的国内、国外动态,积极学习新知识、新技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1984年起,丘和明教授带领内科血证组团队,主持全国中医血证协作研究。陈志雄教授跟随丘和明教授,重点开展对紫斑、衄血、咳血、咯血、吐血、便血、尿血等各种血证的古今防治资料收集和自我实践经验探索,收治了大量血证病例。在血证系列科学研究中,对各种血液病如缺铁性贫血、溶血性贫血、巨幼红细胞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白血病、骨髓瘤等疾患的临床科学研究中,着重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选择探索中医诊治的理法方药,发挥中医优势,发掘岭南血证特点,形成初步思路。又参与研发临床有效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开发了紫癜灵、清毒片、养正片、紫地合剂、紫地凝血散等多个有效的,有岭南特色的中成药制剂,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励。研究实践中,作为血证协作组主要骨干,陈志雄教授还带领血证内科团队,组织科研项目、培养研究生,取得了教学、科研、临床多方面成就。临床科研教学工作中,编写各种著作,使丘和明教授的学术思想逐步得到系统化、理论化,成为中医血证界公认的学界泰斗。
陈志雄教授血证学术思想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根据,结合了历代医家对血证的理论论述和临证经验,通过自身临床实践的验证,去伪存真、继承发扬之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血证临床思想体系,涵盖岭南血证的基本病因病机、辨证方法、治则治法以及预后判断等方面,其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各方面。
1 以“火、风、湿”立论,阐述岭南血证的主要病机
血证论治中,历代名医不离“火、气、瘀”三端,张景岳指出“血动之由,惟火惟气”,《素问·热论篇》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 《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论及的十九条病机中属于火热病机者有九条之多。刘完素、朱丹溪等医学大家也从火热论述血证的病因病机。刘完素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为热甚”的观点,认为风、湿、燥、寒诸气在病理变化过程中皆可归转为火热。同时包括脏腑功能失调所产生的风、湿、燥、寒、痰、热、毒等病理产物,也多郁而化热生火,形成火热病证。在“五志过极皆为热甚”论中,他:“五脏之志者,怒、喜、悲、思、恐也。……若志过度则劳,劳则伤本脏,凡五志所伤皆热也。”说明情志过度则损伤相关脏腑,从而化热生火。在“火热论”基础上,刘完素创制了辛凉宣泄法、清热解毒法、通腑泄热法、养阴抑阳法等治疗热病大法。刘河间认为五行之中木、土、金、水各一,唯火可析为君相二火。在《素问玄机原病式》说:“手少阴君火之热,乃真心小肠之气也……手少阳相火之热,乃心包络三焦之气也。”提出了“养肾水,胜退心火”治疗。朱丹溪在《格致余论》说:“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强调相火为病,倡导滋阴降火法以治相火妄动。朱氏认为:“诸火病自内作”,多是相火为病。主张以补阴为主,但补阴又有补阴精和补阴血之分,凡阴精虚而相火旺者,用大补阴丸滋阴精降虚火;阴血虚相火旺者,用四物汤加炒黄柏补阴血降虚火。
陈教授指出,“相火”确实在岭南血证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中医学强调三因制宜。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岭南独特的气候及地理环境,造就了岭南人群的特殊体质。岭南南濒海洋,北靠五岭,以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荫渚岭、越城岭五条山脉为自然屏障,使之与中原内地阻隔,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造成人的体质疾病、生活习惯与中原大不相同(1)。岭南气候炎热,容易煎熬阴精,相火易动。血证中包括再生障碍性贫血、难治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病多以发热、出血、肝脾淋巴结肿大为表现,发病急骤、变化急剧、变证繁多、病情危重,符合了火热致病的病理特征。如火性燔灼、暴烈、炎上、变动不居,或燔灼津液、伤津耗气,或生风动血,或火热内炽生痰成瘀,日久不散,聚结成积。故陈教授认为,这些的发生都应该从“六气化火”、“五志化热”、“相火妄动”加以分析概括。
另外,陈教授指出,许多岭南血证患者贫血或化疗后难以恢复,是因为“脾胃易损”。岭南气候炎热,居民嗜好凉茶汤水,好吃海鲜。世易时移,近30年新移居岭南者众。所谓“新客家人”,已经深受岭南气候、饮食、文化影响,其体质亦已同化。嗜好生冷荤腥之品容易阻遏脾胃之运化,助生“内湿”,湿性粘腻,所谓“湿胜则阳微”,“浊邪害清”,久之容易损伤脾阳,抑遏气机。岭南人之脾胃易损不是一般的脾气受损,而是李东垣所说的“中气受损”。所谓“中气不足,阴气下流,相火上扰”,此病机容易导致患者上热下寒,寒热错杂,不耐寒凉或温补。如贫血之患者食欲不振同时兼有胸闷气短、乏力自汗,但却手足心热,舌红苔少,脉细弱,膝软颧红。故单纯以归脾、四君之类方不显效。相火病机不可或缺。
除了“火热”,多年的临床实践,陈教授发现岭南血证多还有“伏暑”特点。岭南长夏悠长,人暴晒之下,喜居于空调之室,乘凉饮冷,导致暑气难解,容易郁结,从而耗血动血。正如(2)《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阳盛则身热、腠理闭,喘粗为之俯仰,汗不出而热,齿干而烦冤,腹满,死”。而“伏暑”发病多为从血分逆传,病情变化快而凶险,耗血动血极为严重。如患急性白血病、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重型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一发病则高热不退,甚至脑出血导致“神识昏蒙,其人如狂”,或“夜热早凉,斑疹隐隐”,“大热口渴,脉大洪数。”等“血—营—气”传变之规律,或气血、气营两蟠之兼症,所以治疗应急投大剂甘寒之白虎、清瘟败毒以救急存阴,直折火势,并投以安宫牛黄以开窍,佐用生地、丹皮、赤芍、茜根等凉血止血。
但是,从临床实践,陈老师认为,单纯的“火热”论治岭南血证,仍然不够。应该从三因制宜的角度,辨证看待岭南血证。湿邪致病,不可忽视。
岭南地域自古多山岚瘴气,山林险峻、植物繁茂,瘴疠蛇虫袭人。其气候属于亚热带、热带海洋气候,夏长冬暖,多风多湿。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载“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2],宋代岭南名医陈昭遇编撰的(3)《太平圣惠方》论及:“岭南土地卑湿,气候不同,夏则炎热郁蒸,冬则温暖无雪,风湿之气易伤人”[3]可见,自古岭南多湿。陈教授还认为,湿邪应区分“外湿”与“内湿”。气候、地域之湿属于“外湿”,岭南居民之饮食起居造成体质之“湿”属于“内湿”。如岭南人起居习惯夜卧早起,运动后容易出汗,又喜好乘凉饮冷——吹空调喝冷饮,而冬天气候寒冷而无供暖。夜卧早起,炎热汗多则耗气伤阴,乘凉饮冷、过用凉茶清热泻火则复伤脾胃之阳气,冬冷而阳气难以潜藏而外泄。所以,“湿”不足以全面概括岭南人群的体质特点,要分清“内湿”、“外湿”。 陈教授总结岭南人群之体质特点为:脾胃易损,湿邪内阻;风火相煽,气阴易伤,寒热错杂。
因此,受岭南气候、地域、人之禀赋影响,岭南血证患者多表现为“火热为首,夹风夹湿”。单纯苦寒清热容易冰伏泄气,导致湿邪胶结,缠绵难愈,故应以叶天士之法“透风于热外,渗湿于热下”。如陈教授在治疗急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时,治疗上清热凉血同时,兼顾祛风除湿。其选用犀角地黄类方同时,加用苍耳子、蝉蜕、防风等清灵宣透之品疏风,并以茵陈、茯苓、滑石之属淡渗利湿,往往疗效立显。
再者,血液病患者如急性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很多大量运用激素、环孢素、并运用化疗药物,皆容易引起“变证丛生”。在诊治这类患者时,在整体辨证的基础上,应该参以机变。如运用激素后,岭南患者容易阴虚火旺并从湿化热化,表现为面红如妆,身热不扬,口干苔腻之像;化疗的毒副作用导致消化道之反应、骨髓抑制、心脏毒性,岭南患者则表现为脾虚气耗、肾亏髓枯、痰瘀阻络的证候特点。如运用大剂量阿糖胞苷化疗后,出现白细胞下降,恶心呕吐、不欲饮食、乏力嗜睡、头晕心悸,甚至高热难退,脉数苔少之像。心肌损害则表现为气虚痰瘀内阻等。都分别应从“火、风、湿”解释。
2 创立“参三因、补脾肾、调寒热”岭南血证临床理论实践体系
2.1重视三因参机变
陈志雄教授结合多年诊治岭南血证的体会,深感岭南血证本虚标实,变化多端,传变迅速,其症候不一而足,所以应该因时、因人、因地制宜。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急性期陈教授多运用凉血祛风法,选用犀角地黄类方同时,加用苍耳子、蝉蜕、防风等清灵宣透之品,而慢性期则多以补肾为第一要务,多选用六味之属,并加用巴戟天等“少火生气”,此谓因时制宜;很多年轻医生容易偏执一派理论,如认为辨病高于辨证,弃中医的理法方药于不顾,以西释中,“火热邪毒”就是“炎症”,清热解毒”就是“抗感染”等,陈教授则强调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强调辨证论治。如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过程中,注重脾肾双补,益肾填精,并兼顾环孢素引起的血压升高、面红、手足心热等阴虚火旺的症状,并注重岭南人易从湿热化的特点,并以茵陈、茯苓、滑石之属淡渗利湿,往往疗效立显。清热不忘存阴,经常投以生地、玄参、沙参,选方如甘露饮;化湿兼以益气,敢投以黄芪、红参之属。
2.2补脾益肾治根本
岭南血证患者脾胃易损,阴火下流,相火易动;由于气阴易耗,长期应用激素则阴火易亢,化疗后则肾亏髓枯,粒细胞缺乏后运用大量抗生素则损脾耗气,湿邪内生。
治疗恶性血液病,西医主张化疗。(4)化疗是一种药毒,有多种临床并发症,中医治疗可以增效减毒。化疗早期,主要为脾胃损伤,表现为恶心呕吐,不予饮食,岭南患者脾胃易损,故治法当以健脾和胃,开胃纳食。选方多以六君子属,兼以山楂、麦芽、鸡内金之品;化疗后期,药毒主要是引起骨髓抑制,表现为肾精亏虚,髓枯源竭。故补肾填精为根本。若肾精不足,方可选用六味地黄丸、龟鹿二仙丹加减;肾阳虚,可选右归丸,金匮肾气丸;肾阴虚者,可以选用大补阴煎、六味地黄丸加减。总之补益脾肾应贯穿化疗始终。
又如辨治岭南人之再生障碍性贫血,脾肾双补为主要大法,治疗上陈教授自拟“补髓益血汤”,内含人参、黄芪、熟地、黄精、鸡血藤、巴戟天、补骨脂、菟丝子、淫羊藿等脾肾双补。但他强调应该结合西药之用药,参岭南人之体征而变化。如应用激素时间长的患者,多从阴虚火旺考虑,加以知母、黄柏滋阴降火;运用环孢素之患者,岭南人脾阳易伤者多从寒湿化,应以附子理中加减治疗;气阴两虚者易从湿热化,多兼以藿朴夏苓汤治疗。
2.3调适寒热复平和
岭南血证患者由于气阴易亏,阳气难潜。所以上热下寒,寒热错杂,寒热真假在临床中很常见。此类患者不耐寒凉或温补。临床辨证若不全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执一证而失偏颇,如口干则认为伤阴,恶寒就是伤阳等,造成疗效不佳;也有辨证准确,但投鼠忌器,不敢投以寒凉或温补,以致用药“四平八稳”,影响疗效。陈教授主张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抓住“寒热”为主纲,以辨证论治为生命线,贯穿诊病始终,治病求本。所谓“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谨守阴阳以调之,以平为期。
陈教授认为岭南不忌辛温,北方不忌寒凉,关键在于辨证。有时对于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等症候,给予寒因寒用,热因热用反收奇效。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潮湿,温热病较为常见。金元名家刘河间创立“火热论”,提倡用寒凉药治疗外感热病,克服了当时滥施麻、桂辛温之弊。清叶桂等人创立了温热病学说,寒凉更是广泛运用于临床。特别是在岭南地区,杏林中人把叶氏学说奉为圭臬,辛温药的使用逐渐减少,甚至发展到盲目迷信“热病误用热药,下咽立毙”的地步,畏辛温药如虎狼,把其列为禁忌之品。寒凉药更是广行滥施,其实在临床,只要精心探求经义,详证察候,明辨病机,辛温药是大可用的。反之,很多医生认为血液恶性肿瘤多属本虚标实,被西医化疗后之虚像所迷惑,投以大剂补药,忌寒凉如畏虎。其实,“至虚有盛侯、大实有羸状”,只要辨证准确,寒因寒用,往往有良效。
如陈教授治疗岭南恶性血液病,化疗后脏腑亏损之反复发热,运用大剂量激素、大量抗生素仍高热不退者,敢于“甘温除大热”。投以大剂量黄芪、红参,并以附子、肉桂引火归元,但反佐以知母、黄柏等以滋阴降火,往往药到病除。针对化疗后之食欲不振,呕吐腹泻等症,陈老师往往以附子理中、大建中汤等温脾土之法,屡屡切中肯綮。对于寒热错杂的POEMS综合征,陈教授给予地黄饮子之调和阴阳法,并参以岭南脾虚、湿困、风毒等特色用药,颇有心得。
陈志雄教授以“火、湿、风”理论立论,创立诊治岭南血证辨治体系,他重视三因互参,强调脾肾双补,善于平调寒热。其学术经验对于指导岭南血证之临床实践,具有现实意义。他结合岭南人的体质特点,揭示了岭南血液病的发生、传变规律,并独创性地提出辨治思路,确实是一大创见。
3 强调岭南血证辨证思维的整体观,多种辨证体系灵活取舍
陈志雄教授为临床大家,他博闻强记,除了精读内科,旁涉猎四大经典、各家学说,对于各种体系及辨证方法能灵活取舍,切中肯綮,结合岭南血证的特点灵活运用,效如浮榖。
很多医家认为,岭南用药应“投寒凉、忌辛温”,“多清利、少补益”。陈志雄教授认为,在中医诊治疾病的过程中,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是指导中医临床论治的准则,也是中医理论的精华。整体观和病症结合是血证辨证思维的两个基本原则。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其阴阳、气血、津液、脏腑、经络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灵枢·本脏》指出:“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病矣”。《丹溪心法·能合色脉可以万全》认为:“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外。”通过诊察病患五官、形体和色脉等外在变化,就可以清楚病患体内气血的盛衰、脏腑的虚实和阴阳的消长,从而为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陈志雄教授认为血证辨证的整体观不仅体现在临床资料的全面把握,更体现在辨证思路范围的全面覆盖,即在中医辨证时,不仅将疾病的情况概括为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个纲领,既分析病位的深浅和病证的性质,同时也要对病人机体邪正的盛衰和证候的类别以及疾病的总体属性、预后做出判断。
因此,(5)单纯的八纲辨证远远不够。由于血证的复杂性,对于白血病、淋巴瘤、重型再障、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等顽固、恶性疾病的辨证除了进行八纲辨证外,还要结合经络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等理论进行全面的辨析,为进一步论治疾病提供完整的临床依据。
陈老师认为,血液流布全身,单纯以脏腑辨证,拘于一城一池,就有所偏颇。如急性白血病,多从温病“卫、气、营、血”理论进行诊治;如淋巴瘤之发热,很多应该从“内伤发热”体系进行论治,选用三焦辨证。
4、强调“病名为纲、病机贯通”岭南血证体系,提出中医“精准医疗”
陈教授认为,病名不举则诊治无纲,法则不立。病机不明,则遣方用药很难获效。现代很多中医无法将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加以概括,无法说明“病机”,故用药往往不精准。“辨病”,是对疾病整个过程的纵向认识,具有总体把握纲领性的意义;“辨病机”,则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横断面认识。“辨病”与“辨病机”结合,则纲举目张,有助于全面、准确地认识疾病,治疗疾病。
病证结合中的“病”和“病机”,不仅是张仲景所提倡的“六经病”和“方证”,更是现代医学所证明的疾病和中医证候的结合。所谓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过程。但中医病名的命名有不同形式,有以疾病命名,如感冒、中风、麻疹;有以症命名,且较多数。如胃病、心悸、腹泻、紫斑、齿衄、便血等。就淋巴瘤而论。命名不一,泛有血证、虚劳、恶核、流注等。显然,这些病名与其他相关血液病名类同,严格上讲失去其意义。如淋巴瘤应该辨“失荣”还是“恶核”?那就应该对病机先进行梳理,将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加以概括其病机为“脾肾亏虚、痰瘀互结”,所以病名为“恶核”。那么治则“健脾补肾,化痰活血”就确立了,就可以从浩瀚的方剂中选治疗的用药了。
由于血证在临床表现和疾病实质上变化万端,单从贫血而论,其病因病机可谓复杂多变:有缺铁性贫血之饮食失调,有地中海贫血之先天不足,有再障之脾肾亏虚,也有蚕豆病之湿热内阻,更有(6)白血病之邪毒内蕴。即使同为缺铁性贫血,也有饮食不调、脾胃虚弱之分;而同为饮食不调所致的巨幼细胞性贫血,叶酸缺乏者以蔬菜食物缺乏为因,维生素B12缺乏者则以嗜酒素食为因,如果单以贫血之虚劳为病来辨证,往往无法精确辨析其病因病机。故把病证结合起来,能够更加精确地对疾病进行辨证,提出更为可靠的论治依据,为正确实施治疗方药奠定基础。
其次,通过辨病与辨病机相结合,应用既能针对中医证候又能对西医病理变化具有特异性治疗作用的中药组方配伍,从而使辨证论治与现代医学、中药现代药理研究有机结合,从而达到多方位、多机制、相互协同的治疗效果。病证结合的辨证思维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整体性和灵活性,融合了中西医的理论基础和治疗特点,从理论层而上体现了中西医结合的最高境界。
精准医学的基本概念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结合患者生活环境和临床数据,实现精准的疾病分类及诊断,制定具有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案。主要表现在:1.精准(the right treatment)对合适的病人,给予合适的治疗;2.准时(at the right time),准时就是一切。所有的医疗只有在合适的时间才是真正合适的,这也体现了预测医学和预防医学的含义;3.共享(give all of us access),医学的发展应该是共享大数据;4.个体化(personatiged information),有人把精准医学称之为个体化医学。
通过对精准医学的基本了解,陈老师认为,西文现代医学经历200余年,从以经验及直觉为基础的个体化治疗,走向奉行随机对照的循证医学,在大量临床事实面前显露的诸多弊端的现实下,转向寻找驱动因子的精准个体化治疗,这体现了否定之否定的科学发展原理。也正是这个精准医学的提出,恰恰体现说明了中医学的真相。
古代医学在博大奥妙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中知人事,将自然界阴阳化合,五行运化引入到中医学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创造了五脏为中心的机体内外、器官生化承制的脏象学说;并与自然界四季交替、六气变换、地域水土、风物长养等因素形成的“三因学说”;基于详实、鲜活的四种征象,按照中医特有的诊法(如六经、八纲、三焦、脏腑等充满智慧的辨证尺度),结合个体之后,禀赋、药物的特殊因素来概括、提炼出精确的辨证,以确定其病因、病位、病程和癌变预防;概括辨证的前提,在中医预防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治则的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调整阴阳、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诸多治法的理性思维下所确立的施治;再在中药的药性、升降沉浮理论、各种配伍法则有行之有效的怪方、成方的药海中选方用药,配伍精当;参全针灸、按摩、内外合治,调摄养生等来辨证施治具体证候。上述中医的基本核心理论和思辨方法正是精准医学所提出的四方要素。
5 重视经典与各家学说在岭南血证诊治中的应用
陈老师经常强调,做中医,一定要反复诵读四大经典,结合各家学说,使自己的辨证体系及治疗手段逐渐丰满。陈老师在临床上,多用经典治疗岭南血证,如娴熟运用桂枝、白虎、柴胡法治疗顽固性恶性血液病发热,建中法治疗血液病腹痛等(后面第二部分还有详细论述),也旁通唐容川、张锡纯等大家思想,举一隅以窥探之:
(1)推崇唐容川止血四法:唐容川创造性地提出治血的四大法则: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其中止血为第一要法,消瘀为第二要法。唐容川认识到瘀血不仅会造成出血,更是阻碍新血生成的因素,固有消瘀止血之法则。为防止再动血之忧,以宁血为第三法,宁血首要宁气。阴血不足,阳无所依附,日久则阳也随之消弱。故视其虚而补之,为治血收功之第四法。
陈教授认为此治血四法乃通治血证之大纲,为治疗出血性疾病提供了指导性理论依据。他认为,在(7-8)出血性疾病出血不明显或出血的临床表现刚消失之时,应用凉血止血兼活血化瘀的方法,可以使血止而不留瘀。在疾病的恢复期,则应祛瘀血以促生新血。在虚证患者中,勿用大补温燥之品,以免血复潮动;勿用大补滋腻之品,以免阻碍脾气统摄运行;此时主要治疗是平补脾肾,同时继续使用凉血止血的药物,以使血液归于宁静。
(2)张锡纯脾阴论:张锡纯重视脾胃在血证中的作用,《医学衷中参西录》云:“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主于肺,其间运上下者脾也。”认为治气治血均须治脾,执中央以运四旁。他认为“治脾须分阴阳,李东垣后重脾胃者,但知宜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补脾阳法前人已备言之,独于补脾阴前人少发明者,予特标出,俾知一阴一阳未可偏废。”认为东垣治病,以气为主,专主脾胃,然用药偏于刚燥,不知脾不制水固宜燥,脾不升津则宜滋。所以,陈老师善于运用淮山、代赭石、来复汤等,也是来源于学习张锡纯的思想。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陈老师良好的临床疗效,来源于他广泛阅读各类中医经典及各家学说,所以临床如有神助,信手拈来。他的学术思想确实能启迪后学,为南山之石也。
第二部分 临床经验研究
陈志雄教授从事血证专科临床数十年,悉心钻研,博采众长,在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多发性骨髓瘤、白血病、各类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独到的临床经验。
1 用“凉血祛风补肾”理论指导岭南人群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治疗
(9)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系血小板免疫性破坏,外周血小板减少的出血性疾病。以广泛皮肤、粘膜或内脏出血,血小板减少,骨髓巨核细胞发育,成熟障碍,血小板生存时间缩短及抗血小板相关抗体出现为临床特征。属中医学的“血证”、“紫癜”、“发斑”等范畴。现代医学主要以激素、大剂量免疫球蛋白、脾切除及免疫抑制剂等为主要治疗手段。但存在着副作用大,价格昂贵、疗效不稳定、减药后复发等问题。
岭南人群发病,大多为难治性ITP,难治性ITP多由急性ITP失治、误治转为慢性,迁延不愈所致。临床上ITP发作每与风邪密切相关,急性ITP或慢性ITP急性发作前,患者多有外感风邪史,常为发病诱因,病情即出现反复或症状加重。风邪袭表后,常兼他邪入里化热,动血耗血,伤及气阴,损及真阳,此即为ITP发病的一般病机及病情演变特点。从ITP临床表现看,其出血或为大小不一的瘀点、瘀斑,转而即发展为成片的瘀块血肿,或为鼻衄、齿衄、月经过多,旋即出现颅脑、内脏出血而危及生命,这种发病部位不定、症状变化多端、病情演变迅速的特点与风邪善行数变的特征相一致。
对于ITP属慢性难治者,其病机除具以上共性外,陈教授还根据多年临证经验及中医学伏邪理论.提出了岭南“伏风”假说,认为其多由内伤正虚,风邪乘虚侵袭,或急性期余邪未清,风邪蕴伏于肌肤经隧,日久难以清疏,郁而化火,耗气动血;或时由外邪及情志引发,内外风火相合,扰血妄行,致使病情反复,缠绵难愈;而临床上难治性ITP的紫癜时轻时重、或隐或现,病症经久不愈,也正是其伏风不定、稽留难除的表现。
陈老师根据自己的经验,创立了祛风凉血补肾剂,组成为苍耳子,蝉蜕,防风,水牛角,丹皮,生地,赤芍,旱莲草,补骨脂,田七,巴戟天等。充分体现了陈老师祛风凉血补肾治疗ITP的学术思想。
(10)陈老师曾做总结,与学生曾英坚收治的15例符合难治性ITP患者,病程最短者5年,最长达17.2年,平均8.6年,均反复发作多次住院;经皮质激素或脾切或一般免疫抑制或大剂量激素、丙球冲击治疗无效者。15例中,男6例,女9例,年龄最大者61岁,最小者19岁,平均年龄40.6岁。脾切除术后复发,再服用大量激素无效者5例,血小板最低为8×109/L,最高为28×109/L,平均17×109/L,见皮肤反复瘀点瘀斑。完全停用西药、间断输血小板者3例,血小板分别为6×109/L、13×109/L、26×109/L,偶发皮肤瘀点瘀斑。尚在服用大剂量激素强的松、达那唑,免疫抑制剂,病情无明显改善者7例,血小板最低者4×109/L,最高者19×109/L,平均6×109/L,牙龈出血伴四肢散在瘀点瘀斑者4例。四肢散在瘀点瘀斑无牙龈出血者2例,四肢瘀点瘀斑伴月经量多者1例。观察结果表明:凉血补肾法是治疗慢性ITP的有效方法,有效率75%,治疗慢性ITP加祛风药效果更明显,治愈率57.1%,显效率28.6%,有效率5.7%,总有效率91.4%,不良反应发生率2%。与对照组和西药组对照,有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对慢性ITP免疫相关指标IL-2、SIL-2R、CD3-Fas、CD3-Fas –L,血小板Fas、血小板Fas –L等调节,祛风凉血补肾法均明显优于两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祛风凉血补肾法(方)中以祛风药疏风散邪,驱除外风和内伏之风,使邪去而正安,以清热凉血药使妄行之血液重循常道,以补肾药扶生人体耗斫之正气,又兼以祛瘀药祛除久病之留瘀,以助新生,诸药合用可扶正祛邪以平调阴阳。现代免疫学和药理学研究表明祛风类中药有抗感染免疫及抗变态反应及其他方面的免疫调节功能,如防风研究证实其有增强吞噬功能、抗炎、抗变态反应的作用;苍耳子具有明显的抑制吞噬细胞、抑制体液免疫功能,同时它对多方面的免疫功能均有明显的抑制功能,视如免疫抑制剂;蝉蜕可有效抑制单核吞噬细胞系统的吞噬功能,对免疫器官有抑制作用。总的来说,祛风药在方中起到的主要是免疫抑制作用。补肾药如补骨脂、巴戟天等温补肾阳中药可提高巨噬细胞及吞噬细胞的功能及百分率,促进体液免疫及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女贞子等可有效增强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增加及增强免疫器官的重量和功能,可见补肾类中药能起到免疫增强的作用。而水牛角、丹皮、生地、赤芍等凉血药可有效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具有抗炎、抑制补体、抑制迟发型超敏反应的功效;田三七、茜草类活血祛瘀药也有较强的抗炎、抗通透、促进骨髓造血及增强免疫的功效。我们研究过程中通过疗效总结和免疫指标分析也证实了祛风凉血补肾法具有以上所述的免疫功效,如我们观察到ITP患者在发作期和急性期机体的免疫功能往往处于亢进状态,治疗过程中我们通过中医辨证,方中重用具有免疫抑制的祛风药而佐以具有免疫增强的补肾药,而在缓解恢复期则反之,结果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相关指标也证实机体失衡的免疫功能较快的得以调整和恢复。
此外,陈志雄教授还提出治疗岭南ITP变通法则,为“一减、二守、三辨”:
“一减”就是对初诊尚在服用大量激素的人,无论有效无效都不可突然停药。在服用疏风凉血补肾中药一周后可开始减量,以每周减2.5毫克为宜。一疗程后视病情可每周减5毫克。不可减量过急过快,否则症状易反复,血小板回升不稳定。
“二守”就是敢于守法守方。因难治性ITP不可能服药后血小板很快就升高,不要因症状改善较慢,血小板回升不明显即反复更方,只要脉证相符,要敢于守法守方,因为难治性ITP症状改善、血小板回升需要一定的时间。
“三辨”:一辨伏火、二辨瘀、三辨湿阻。一辨伏火:风寒或风热入里化火,或阴虚化火,或五志化火,火邪郁伏脉络,是影响难治性ITP疗效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使用祛风药一是使邪从表而解,给邪以出路,二是达到发散郁火之目的,三是行血中气滞,预防瘀血形成。但祛风药易助火动血,因此使用祛风药时,寒热同用、敛散兼顾,尤是难治性ITP疗效的关键所在,祛风而不助火动血,发散而不耗气伤阴,这需要临床长期的观察和细心体会。二辨瘀:瘀血在难治性ITP的发病过程中始终存在,或轻或重,或多或少,需要仔细辨别。因为此时的瘀血既是脾肾亏虚、血溢脉外的的病理产物,又可作为一种新的致病因素,或加重出血或影响新血生成,这也是影响难治性ITP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提高难治性ITP的疗效,瘀血不可不辨,而难治性ITP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功能低下,本身就极易出血,所以难治性ITP瘀血的治疗尤为棘手。我们临床多在益气养血的基础上活血,在滋阴补肾的基础上化瘀,忌用三棱、莪术,土鳖虫、水蛭等破血之品。三辨湿阻:岭南气候多雨潮湿,再加上难治性ITP患者长期服用大剂量激素,临床上满月脸、头晕、困倦、胸脘痞闷、恶心、口干不欲饮、大便先硬后溏、小便黄,舌胖边有齿痕,苔白腻,或白腻微黄等阴虚湿阻或湿郁化热之表现也很常见,如不详加辨证,也是影响难治性ITP疗效的因素。我们临床常选玄参
养血和营、防渗利诸药之伤阴,阴复而无助湿之嫌;针对湿热瘀阻,常选用绵陈、苡仁、栀子、白茅根等药起清热化湿、凉血化瘀的作用,对长期大量服用激素属阴虚湿热留恋者,用之每收验效。
2 以“补肾解毒法”理论指导治疗岭南人群多发性骨髓瘤
(11)多发性骨髓瘤是原发于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虽然其总体生存率得到了改善,但其带来的骨痛,肾衰仍然影响患者的无事件生存。目前,临床上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化疗。但化疗过程中出现的多药耐药现象,使患者的缓解率及无病生存率大大下降,最终出现复发。(12-13)而随着新药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引入·,构建了“诱导——巩固——维持”的治疗方法,使患者的疗效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目前为止,多发性骨髓瘤仍然是不可治愈的疾病。多药耐药是影响难治性/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的最重要因素。因此,(14-15)运用中医药,减低化疗副作用,为化疗增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提高无事件生存期,是提高多发性骨髓瘤的疗效的最好方法之一,因此,研究减毒增效的药物和方法在多发性骨髓瘤的研究领域中受到广泛的重视。
陈老师认为多发性骨髓瘤属于中医“骨痹”范畴,《灵枢经·刺节真邪》载“虚邪之中人也,……其入深,内搏于骨,则为骨痹。”“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内伤骨为骨蚀。”而岭南人群有着其独特特点。
历代医家描述骨痹之病因病机,未能涵盖骨髓瘤发病之凶险,脏腑之深在,病情之迁延,变化之迅速。所以,陈老师认为岭南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长期肾虚,不能忽视“毒邪”致病。
毒的含义在中医学中非常广泛,自《内经》以来,对毒邪在发病中的作用有不少认识。尤其至近代温病学,关于毒邪致病已较为系统的予以阐述。尤其是内生之毒,是导致内伤杂病顽恶难治的关键。“毒”字,在许慎《说文解字》中释为“害人之草,往往而生”,引申为厚也,恶也,害也。据《辞源》所载,毒的本义有三:恶也、害也,痛也。可见,古人将苦恶有害之物称毒。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刺法论》又有“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记载。
毒邪分为外感毒邪与内生毒邪。外感毒邪以温病理论论述最多,如《诸病源候论·毒疮候》有“此由风气相博,变成热毒”的记载,温病学中亦有六淫过甚可转化成毒,及外邪内侵蕴久成毒的思想。《诸病源候论》云:“诸恶疮皆由风湿毒所生也。”陈平伯《外感温病篇》日:“风温证,身大热,口大渴,目赤唇肿,气粗烦躁,舌绛齿板,痰咳,甚则神昏谵语,下利黄水者,风温热毒,深入阳明营分,最为危候,⋯⋯间有生者。”薛生白《湿热病篇》日:“湿热证,上下失血或汗血,毒邪深入营分,走窜欲泄,宜大剂犀角⋯⋯金银花等味。”
内生之毒是由于机体阴阳失和,气血运行不畅及脏腑功能失调导致机体生理代谢产物不能及时排出或病理产物蕴积体内而化生。长期七情内伤,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可为内毒产生的诱因。内毒常发生于内伤杂病的基础上,多由诸邪蓄积,胶结壅滞而致。
毒邪有兼夹性,正如吴鞠通《温病条辨》中的“诸温挟毒”,“毒附湿而为灾”之谓;往往依附于体内病理产物的痰湿、瘀血、积滞、水邪等,而形成痰毒、火毒、瘀毒、痰饮等各种毒邪;毒邪有多发性,临床表现多样,一可累及多部位、多脏腑,如系统型红斑狼疮中的“热毒”“瘀毒”致病,可导致心、肾、脾等多脏器实质损害;二指毒邪可兼挟其他病邪,侵犯不同的脏腑、经络,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毒挟痰瘀,留着机体,日渐增大,可形成癌肿;留着骨节,日久关节变形,妨于活动,则形成虺痹等;毒邪有暴烈性、变化性、损络性。其发病急骤,败坏形体,损伤正气,变化多端。毒邪形成于络,更善窜络脉,更滞气浊血,进而伤及脏腑即络病成,成为引发疾病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可因诸邪蕴积,酿化生毒,损伤络脉,败坏脏腑,使病情突变或进展恶化,从而更加难治难愈。
多发性骨髓瘤发病凶险,变化多端。全身弥漫骨质破坏,严重者病理性骨折,符合毒邪“暴烈性”;骨髓瘤髓外病变,可以结聚成块,疼痛难忍,甚至侵袭脏腑,体现毒邪的“变化性”,“兼夹性”;并认为毒邪瘀阻络脉正是骨髓瘤患病位深、病情重、病势缠绵难解的体现。
因此,岭南多发性骨髓瘤人群病机为“肾虚毒盛”。因此,我们根据多年临床实践,形成了补肾解毒方,组成为:半枝莲15g、白花蛇舌草30g、山慈菇15g、熟地20g、淮山30g、山萸肉15g、续断15g,骨碎补20g,补骨脂15g、莪术15g。我们发现临床上此方有较好的疗效。
笔者的博士论文总结了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住院及门诊患者,符合多发性骨髓瘤诊断标准的初诊患者60例,按照随机原则分为实验组30例和对照组30例,实验组给予补肾解毒方配合常规化疗,对照组给予西医单纯化疗,两者治疗疗程为4周,连续3疗程以上评价疗效。评价指标为有效率(CR,VGPR,PR,NR),生存质量评分,症候积分,调节性T细胞水平。
补肾解毒方与对照组相比有较高的有效率,并且与单纯西医化疗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而入组大部分病人获得了PR以上疗效,说明补肾解毒方配合化疗有效率优于单纯化疗组(P<0.05);补肾解毒方组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生存质量评分提高,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补肾解毒方能提高骨髓瘤化疗患者生存质量;而对于症候积分评价,实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及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证明补肾解毒方可能对化疗有减毒增效作用,但由于证候分型后,样本数量不足,尚待进一步扩大样本研究。而在分型各亚组分析中,我们可见补肾解毒方对IgG型骨髓瘤效果最好(P<0.05);在危险分层疗效分析中,结果提示,实验组高危患者与对照组高危患者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可能对高危型骨髓瘤,加入补肾解毒方后,比单纯的化疗有更好的疗效。
不仅如此,本研究还发现,补肾解毒方组治疗前后比较,能下调调节性T细胞水平,有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补肾解毒方能下调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调节性T细胞,调节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免疫的作用。
以上数据足以说明陈教授以“补肾解毒”理论指导岭南人群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是有效的。
3 以建中汤类方指导岭南血液病治疗
很多医家认为,岭南气候炎热,体质多热,不宜运用伤寒方。也有很多医家认为附、桂、麻等辛温之品多发散,容易耗血动血,在血液病论治中不适宜运用。
陈教授擅长经方治疗血液系统疾病,他用经典精研方义,法随证立。他在临床上尤其擅长建中汤类方剂,往往取得良效。他指出,建中汤类方首见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指以温补脾胃阳气为主,适用于中焦虚寒诸证的一类方剂。包括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大建中汤等方。其中小建中汤证属脾之阴阳两虚偏于阳虚证;黄芪建中汤证属脾之阴阳两虚偏于气虚证;大建中汤证属中焦虚寒甚者,虚的程度和寒的程度都较重。其温阳益气、散寒止痛作用更强。
3.1小建中汤治疗血液病发热
血液系统疾病之发热原因错综复杂,有白血病、淋巴瘤等疾病引起的肿瘤性发热;有化疗后粒细胞缺乏症引起的感染性发热;也有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产生的免疫源性发热,现代医学往往难以确切找出病因。患者往往长达数十天的发热,束手无策。
陈老师指出,关于小建中汤治疗血液病之发热,应抓住《金匮要略》条文,如(16)《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13条: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疼,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本条经文首先阐明了患者“虚劳”的基础状态,并且有血证之“衄”,可以为鼻衄、齿衄、肌衄等血证表现,继而有全身多系统之症状,如“四肢酸疼”, “腹中疼”,“咽干口燥”,皆与血液病发热之全身多系统症状相似。
血证论治中,历代名医不离“火、气、瘀”三端,现代医家也多遵循温病学派之“卫、气、营、血”辨证,动辄投犀角地黄、清瘟败毒之流,往往不奏效。血液病患者常有贫血之虚劳,也有血小板减少所引起的“血证”,这类患者往往经历化疗与免疫抑制剂治疗,通常脾胃或脾肾亏虚,有内伤的基础,而不是单纯的外感。本条因阴阳两虚而失调,致寒热错杂。其病因在脾胃,脾胃虚气血不足,枢机升降失常,如偏于热,则为衄血,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偏于寒,则为里急,腹痛,心营不足则心悸。阳虚阴不内守,则梦遗精,气血两亏不能营养四肢,则酸疼。由于血液病发热病机应该为气血亏虚,阴阳失调,不可简单“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而和其阴阳。唯有用甘温之剂,恢复脾胃健运功能,则气血生,升降常,寒热调和。喻昌谓“欲求”阴阳之和者,必于中气,求中气之立者,必以建中也”。因脾虚的内伤发热,也可达到“甘温除热”作用。因此,治疗应该抓住脾胃虚弱之病机,建中气则气血调和,发热自退。
3.2黄芪建中汤、当归建中汤治疗血液病贫血
《伤寒论》105条: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陈老师指出,血液病患者多数兼有贫血症状,现代医学认为贫血患者由于血红蛋白含量下降,导致机体缺氧,往往出现“悸而烦”的症状。临床上,很多医家妄投归脾,八珍,十全大补等方剂,往往症状不能改善,而且贫血指标亦未见提高。中医诊病,讲究抓“病机”。
陈老师指出,本证要注意悸而烦的鉴别诊断。通过鉴别类方,就能明了贫血“悸而烦”的病机。如桂枝附子汤证之心下悸,为伤寒发汗过多,损伤心阳,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没有心烦。炙甘草汤之心动悸,为心阴阳两虚,心失所养,心阳不振,心脉鼓动无力而见结代脉,不心烦。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之烦躁者,乃伤寒误用火疗复下之,因烧针烦躁,致心阳虚损、心神浮越,以烦躁为主证,故于桂甘中加龙牡潜镇心神。桅子鼓汤之胸中烦热懊侬证,为汗、吐、下误治后,有形之邪已去,而余热未尽,留扰于胸膈以致虚烦不得眠,心中懊侬,甚至反复颠倒,桅子鼓汤证中,没有因心脾两虚之心悸与烦同时出现。上述四方在临床上病机与小建中之“悸而烦“完全不一样,探其幽微,还是以小建中汤更为切中肯綮。
3.3 大建中汤治疗血液病合并肠道损害
血液病化疗后肠道感染(如肠结核),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合并肠道损害(如克隆病、溃疡性结肠炎)等,腹痛剧烈,现代医学运用激素治疗,严重者引起肠梗阻、肠穿孔等并发症,危及生命。所以,这一直是现代血液病治疗中的难题。陈老师认为,血液病患者长期运用化疗,抗生素,免疫抑制剂,阳气严重损伤,因此腹痛属于实寒证的居多。
《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并治第十》关于大建中汤的条文:
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
蜀椒二合(出汗),干姜四两,人参二两
上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胶饴一升,微煎取一升半,分温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 当一日食糜,温覆之。
本方主要用于中焦阳气不足,阴寒上乘之腹痛。疼痛剧烈,部位广泛,因剧痛而拒按,不可触近,与血液病之腹痛症状相似。本条腹痛上下游走不定,寒气上冲,故呕不能食,可知阴寒较甚,故为实证。所以痛而不移,满而不减,或减不足言,按之反剧。
陈老师指出,岭南血液病诸症,大多有虚劳基础,建中汤类方运用有良效。在临床上,要抓住主要病机,里急是腹中拘急,诸不足是气血阴阳俱虚,腹痛为阴寒内胜。还可随证加减,如中焦虚寒见气虚明显者,加黄芪补气力更强。如痰多胸闷、脘腹不舒,可加二陈汤;泛酸呃气,可加乌贼骨、佛手、茜根、生牡蛎、瓦楞子等;纳呆脘胀,可加陈皮,春砂,鸡内金,麦芽。虚寒甚,腹泻便烂,手足冷者,可附桂理中汤,证兼血虚,加入当归,如《千金翼方·卷六》当归建中汤,加强补血之力。但用法方仍要注意阴虚内热与病机不宜。湿阻呕家,夹湿,湿从热化者不宜,因甘能中满助湿。
4攻补守恒法治疗岭南人群老年恶性白血病
老年人的年龄划分,WHO定为60周岁以上,西文发达国家定为65周岁以上,我国是60周岁以上,我国已踏进老龄化社会,2018年统计为占总人口的21.6%,2018年约达2.8亿老年人,预计2025处占总人口比例增至19.2%。
老年恶性血液病,是年满60周年以上,罹患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急慢性髓性白血病,急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性骨髓痛,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恶性淋巴痛等疾病的老年人。随着人口老龄化,恶性血液病发病率有所增加。可以预计,面临老年恶性血液病的治疗手段,采取合适的方案延长无病生存率等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陈教授认为,老年恶性血液病为邪毒入侵机体,致正气受损,邪毒多属阳热炽盛,易伤人阴精,故白血病在临床上多见阴液亏虚的表现,阴阳互根,无阴则阳无所化,邪毒伤阴严重时,则可致阳气化生不足而成阳虚,终成阴阳两虚之证。故恶性血液病多表现为邪毒渐盛、正气渐虚之势。经过积极化疗及清热解毒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多可达到临床缓解,但是邪毒并未尽去,随着化疗的进行,攻伐日长,正气必受伤害。
但岭南人群,脾肾亏虚为根本,因此临证如诊治老年白血病时,非常重视扶助正气,强调扶助正气是血液病治疗的重要法则。由于正气虚弱病理贯穿于恶性血液病整个病程,因此扶助正气是恶性血液病的主要治则之一。
正气虚弱是邪毒侵袭的内在原因,而内侵之邪毒则是缓解后复发的根源。这种邪毒可以在体内潜伏,消耗侵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津液、阴阳精髓,并随机复发。陈教授认为,伏邪是白血病缓解后复发的根源,是微小残留病变的病理基础,清除伏邪,可以辅助化疗,减少复发,提高治愈率。然而老年人血液系统,骨髓中造血的红骨髓容量减少,造血生长因子如造血干细胞增殖能力减弱,雄激素分泌减少带来的红细胞生成素减少,造血集落刺激因子,血小板生成减少,T.B淋巴细胞发生功能变化,免疫功能减低,易发生感染和肿痛,血液循环中丙种球蛋白增加,可使血沉加快,血小板粘附性和聚集性增加,胃肠功能减退,营养吸收较差,造血物质供应不足吸收不良等,由于存在上述的生理退化状况,在罹患恶性血液病后,在各种恶性血液细胞的侵袭下,整体生理机能受到更大的破坏。在放、化疗,免疫抑制剂、大量抗生素、抗真菌等抗感染药物的治疗干预后,病情和机体的免疫、机能发生复杂变化,如化疗引起的毒付反应较严重,且更难恢复,难以进行下一阶段和治疗,造成临床上十分棘手的局面。
故陈志雄教授临证时非常重视扶正法,强调老年人群注意攻守平衡。总体而言,患者正虚毒伏,当以扶正祛毒为治疗原则,辨证论治应贯穿诊疗始终。应根据正气虚弱在病程中所占地位的不同,扶正方法应有主次的差异。如恶性血液病的早期,以祛毒为主,而扶正为辅;疾病中期,扶正与祛毒并重;在疾病的后期,当清补平补,祛毒也不能过度刚烈凶猛。大量的临床证明,适当地运用中医药辨证论治,常可提高疗效。提高生命质量,延长无病生存率。中医的“留人治病”的姑息疗法思路应得到重视。
岭南人群体质与北方人相比,禀赋不足,体表不固,脾胃虚弱。扶正固本应放在首位,即使在化疗阶段,也要补脾肾,补气益血。可辨证选用左归汤、右归汤、四逆汤。理中汤、八珍汤。十全大补汤、补气益血汤、大补阴丸、一贯煎等方药。“留人治病”是基本原则。祛邪解毒不能过耗正气。邪毒内蕴不除必然耗伤正气,但老年患者的生理机能减退,不任过度攻伐,在扶正的前提下,辨别邪毒、风寒、湿热、食积等属性,有针对性地配伍祛邪方药,也可适当选用六神丸、亚砷酸、清毒片、白花蛇舌草、黄药子、山慈姑、胡黄连、龙葵等解毒药物。使祛邪不伤正,扶正下碍邪,攻补兼施。
顾护脾胃功能。重病久病,老年患者和脾胃功能进一步减弱,补土固源,滋养先天,脾胃健运,胃气尚存,保得一份生机。在治疗中,大多数的补益药物有碍脾运化,而攻邪药物大多寒或温燥伤脾。因此在以个体化为原则的辨证施治,固本祛邪,攻补兼施的方药中,要注意加强培补脾土,疏肝和胃、升清降浊、消食开胃等方药,尽可能保护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
第三部分 结 语
岭南血证是困扰岭南人群健康的尖锐问题,病情复杂,变化急剧,费用昂贵。而自东晋葛洪以来,关注岭南血证的医学家寥若晨星。中医学作为我国之瑰宝,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继承并创新,才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古有河间、丹溪、东垣、完素,不落窠臼,敢于提出新的理论,遂有“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后有明清“血证三家”缪希雍、王清任、唐容川精诚不倦,孜孜以求,推动血证诊治发展。世易时移,如何在岭南血证诊治上,提出理论,构建体系,付之实践,陈志雄教授可谓开先河,独树一帜者。
陈老师独创性提出“火、风、湿”理论阐述岭南血证,并创立“参三因、补脾肾、调寒热”岭南血证临床理论实践体系,以此为纲,指导岭南血证诊治。在此体系下,他提出“祛风凉血补肾”法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提出“补肾解毒”法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熟练应用经典及各家学说治疗岭南血证,并关注攻守平衡法治疗老年性白血病,可谓集大成者。
陈老师德艺双馨,注重对传承学生的素质及才艺培养,提出“仁医者先修德”的教育理念,“行医德为先”,他言传身教,认为医德高尚者,才能达到医术高超,才能受人敬佩,才算是合格的医生。他时时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
陈老师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讲授岭南血证过程中,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旁通其他学科,用他的话说,就是“杂家”。他主张学生多读书,包括中医药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现代医学、药学等基础的复合。在这样的人才身上具有两个以上学科知识与思维逻辑方法的融合与碰撞,基础宽广,知识扩散,联想丰富,有利于把握中医药学及相邻学科的动态趋势,具有跨专业、跨学科的结合力,能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合作共事,追踪、开拓,能有占领本学科科技发展前沿的能力。在中医队伍中有一批这种类型人才,对于中医药事业的未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他主张学生多修才艺,陈老师长于书法,精于音律,耳濡目染,有如高山流水。他认为,道德情操、人文素质、创新意识、科学精神与非智力因素是中医药人才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要培养学生理顺人才的适应性、针对性与超前性的关系,提升人才的发展潜力和普遍适应性。
陈老师也注重养生,他恬淡虚无,淡泊名利。他反对把“治未病”庸俗化,反对把“治未病”与养生划上等号。他认为“治未病”,涵义有三,即未病先防,有征早治(欲病早治),既病防变。广义之“未病”,则包括健康未病态(尚属亚健康范畴)、潜病未病态、前病未病态、传变未病态,狭义“未病”主要是研究后三者。大凡当前没有明显某种疾病,或某种疾病尚未出现可能发生的传变、发展之前,都可谓未病。因此,真正的养生,并不是单纯的治未病,也不是单纯地追求养生食品而是真正地“淡薄入静”,陈老师就是用日常自身的为人处世之道,给学生树立正确的养生观与价值观。
陈志雄教授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和丰富深刻的临床经验,并不能在本文有限的论述中得到全面的涵盖和阐述。仍需要进一步的系统化、理论化的升华和提高。
陈老师不仅是我学术上的老师,也是我人生的引路人,生活中的知音。陈老师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与尊严,有着文人的风骨与独立之精神。他不曲学阿世,幽居珠水之南,守先贤之懿范,托末契于后生者,为师之表率。同时也自知吾本不才,无杜子美七岁吐凤凰之天资,更无白乐天皓首穷经之志。深恐不能悟导师思想之全面,遂常常决心笨鸟先飞,以勤补拙。更决心今后学习不止,用陈老师勤勉治学的精神鼓励自己,精研岐黄,精益求精,为中医事业的发展,为广大病患的健康竭尽全力,贡献力量。师恩永志,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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