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在骨科任主治医师，一位来自大庆的13岁男性，因股骨颈陈旧骨折不连、颈吸收、股骨头坏死，在父母的陪同下慕名就诊袁浩教授，收治入院后我是该患儿的主管医生。

患儿因为放学回家等公共汽车时，不慎被倒行的公共汽车撞跌，致股骨颈骨折，送当地医院行复位固定手术，遗憾的是手术没有成功，着急的父母从此便四处求医，母亲提前退休，父亲也放下手上的工作长期请假，带着儿子往返于大庆、哈尔滨、北京等地，一年多来全家人的生活在住院、手术、出院、复查中循环，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转眼1年多过去了，病情愈加严重，中年得子的父母为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寄托，心有不甘，变卖房产后举家南下广州，把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袁老身上。至今我还记得这对北方中年夫妇初见袁老时的眼神，注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患儿父亲对袁老说："儿子残废了，我们也没有指望了，有多少房子也没有意义，儿子治好了，房子可以再想办法"。

这位患儿的病情即使在当今世界，虽不致命，但要理想解决仍然十分困难。但由于当时我们已经积累一定处理类似疾病的经验，加上患儿家长愿望强烈，经全科讨论，准备采用我们独创的"股骨颈重建术"，术前我与患儿父母谈话，把该讲的都讲了，两位朴实的中年人的表态给了我定心丸，意思是"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没有半点怨言"，但我深知其实他们内心对成功充满着期盼。

果然手术极不顺利，因为患者是儿童，股骨头骺板尚未闭合、骨骺尚未完全骨化，又经过几次手术，固定十分困难，手术耗时甚长，创伤也很大，最终虽然按计划完成了手术，但对固定效果委实信心不足，只能寄希望于术后持续骨牵引来维持内固定不失效，能有奇迹发生。但现实很残酷，手术后动态观察，骨折固定不稳定，科室讨论后决定再作内固定调整术，让我征求家长意见，我硬着头皮约谈患儿家长，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依然表现出十分信赖，说只要我们认为手术有需要，做就给予配合。结果在我院间断住院与租住三元里校区招待所的一年多时间，先后经历大大小小4次手术，但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因为经济上难以为继，加上对病情的康复逐步失去信心，只好缴清所有费用后，办理出院手续返回故乡，出院前这对中年夫妇还专门向我辞行，不仅没有怨言，反倒说了一堆感谢的话……。

这位患者的出院让我陷入深深的矛盾中，一方面如释重负，另一方面心情非常压抑并沮丧，一直没有主动联系患者家长的勇气，但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忘记这段经历。

18年后的一个平常的日子，收到一封来自黑龙江省的来信，好奇中打开一看让我深感震惊，原来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这位患儿的来信。信中他称呼我为叔叔，说他从我院出院回到大庆后，就一直待在家里，再也没有去医院，也没有再读书、一直没有工作也不能工作，如今31岁没有成家，当年手术的下肢短缩18公分，离不开拐杖，没有任何收入，靠政府救济活着；当年肇事的公交公司几经变迁，早已物是人非，经济赔偿一直没有解决；父亲自广州回去后就身体不好，几年前因脑溢血去世，母亲也是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还说本不想忙烦我，是因为当地好心人出主意，当年在广州我院住院的医药费一直没有报销，如今发票又找不见了，如果我能帮他出一证明，当地政府可能会给些补贴……，最后又是一堆感谢。

这段经历经常让我反思、让我冷静，今天我还能遇到如此通情达理的患者吗？如果当年手术成功，他的人生应该不会如此悲惨吧！如果采用另外的治疗方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但社会的发展我们无法左右，唯有适应；手术没有如果，手术也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外科医生手上的手术刀经常创造奇迹、同时也经常制造悲剧……，且执且谨慎、且珍惜！

（何伟教授）